浙江一直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先行探路者,也是领先者。2003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数字浙江是全面推进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基础性工程。2014年,“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政务改革诞生了浙江政务服务网,推动“权力事项、权力运行、权力监督”在网上公开,实现“清单之外无权利”,为数字化改革打下了网络基础。2017年,“最多跑一次改革”以事项数据标准化为抓手,推进政务服务“一窗受理”“一证通办”“一网办理”,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干部少跑腿。随后,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继续深化,尤其是浙政钉(治理端)和浙里办(服务端)的两大App以及“一件事”集成极大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
技术发展为数字政府提供现实可能性
数字政府区别于传统行政模式的关键点就是将新型的数字技术贯穿于政府行政的全流程,从而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提升政府行政效率。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客观性,要遵循客观规律。这也就是数字政府的概念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在近十年内,尤其是近五年内才逐渐从理念走向现实的原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网络尤其是5G网络的进一步铺开,互联网公司对数字政务领域的广泛积极参与都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前提条件。
技术的发展是政府端和用户端的双向需求:一方面是政府治理的要求,例如推进数据的高效采集和共享,同时也是用户端能方便使用某项行政服务的基本要求。举例来说,在疫情防控期间,“健康码”在风险人员识别、经济复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益于数据联通,政府能够通过“健康码”进行风险人员的管控;而正是由于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个人的行程数据收集才成为可能,个人也才能够通过“健康码”显示风险程度。
顺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趋势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大会的鲜明主题。会议围绕治理现代化进行了13项顶层的制度设计,明确指出:“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依法保护个人信息。”这是第一次在国家文件中提出“数字政府”的概念。数字政府建设成为改革行政方式,提升行政效率,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数据共享。
数字政府的实践也在各省市蓬勃展开。从上海的“一网通办”到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再到贵州的“云上贵州”,各地都积极地结合本地的经济基础、技术水平、政府框架、组织文化等因素打造本地特有的数字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积极地寻求和私营企业,尤其是互联网领军企业的合作来有力推动数字政府的建设,加快数字化转型,弥补了政府作为行政主体本身技术水平不足的问题,进一步缩减了政府规模,提升了行政效率。
持续推进数字化改革
数字化改革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核心动力。坚持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加快探索创新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形成与数字变革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在现代化先行中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进一步巩固“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成果,提升政府治理的水平和效率,做群众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长期以来,浙江电子政务建设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充分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着力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强政府数据整合,早在2017年5月1日就开始施行的《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对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规划与建设、管理与应用、安全与保障等作出了相应规范,这是国内首个省级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我们要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动力,从服务、政策、制度、环境多方面优化政府供给,把政府数字化转型作为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重要举措,以流程再造实现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域、跨层级高效协同。
要瞄准重大任务落实,尤其是要推动大场景应用集成。场景的搭建和应用面向公共服务的具体需求,是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交汇点。2021年,腾讯在首届数字政府建设峰会上就发布了包含基层治理、科技助农、数字法院等在内的十大应用场景。对于浙江而言,也有许多优秀的数字政府应用成果:例如“浙农服”、一网通办统筹推进了“浙政惠民”,解决了百姓的急难愁盼;“浙里办”、国际集装箱一件事则推动了“浙政助企”,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动;“浙运安”则是“浙政智治”中提升系统治理能力的典型。数字化改革场景应用建设是数字化改革转换到新阶段后的一场新的战役,我们需要拿出更大的改革勇气,扛起更强的责任担当,以一个个“场景阵地”的胜利去夺取数字化改革的最终胜利。